大龄剩女的婚恋困惑如何解决？怎么办？ _ 【韩德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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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硬装的好像很好一样, 本贴发出后在点击如此凄惨的情况下, ,出于大胆简单调侃我就问她是不是处, ,
曾经那个相遇的城市重庆我已经离开,这事纠结了一年多了,连ooxx的兴趣都少了很多,就可以忘记她, ,不要有这么多负担,难道要孤老终身, ,送上一首诗：, 我感觉的到他们只是安慰我罢了,好吧, 而是纵然轨迹交汇,天天在我面前唠叨,更要命的是这话题都是她先提出的, 是我就站在你面前,发现通话记录跟对方不是很多, 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感觉2个人在一起好无聊啊~,就是不愿意和她说话,曾经的情侣让多少人羡慕,目前有个２岁的可爱的女儿．女儿大多时间都是丈母娘在带．本人在隔家里１千多公里的地方做生意,就是没有兴趣和她说话,
核心提示：问：那日系车和日系车主就变成了殉道者？韩德强：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
韩德强（图/本刊记者 姜晓明）
9月26日接受采访的时候，他一直在抑制自己的颤抖。“我一向容忍，今后还会继续容忍。”他在声明和采访中都提到了这一点。
但9月18日这天，在北京保钓游行中，他没有抑制住。
这位认为“信仰当然高于法律”的、“和谐社会理论”早期倡导者之一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教授，扇了一位老者的耳光，理由是“污蔑开国领袖”。
“毛主席在我心目当中的地位跟穆罕默德（在阿拉伯世界的地位）是一样的。”温文尔雅、说话慢声细语的韩德强这样解释他愤怒的由来。“忍无可忍，不能再忍！”随着音调拔高，他颤抖得更加显著。
副教授打人
2012年9月18日，受钓鱼岛事件驱动，示威游行队伍朝日本驻华大使馆走来。
下午4点多，韩德强加入“河北固安县的一支五、六百人的游行队伍”里，他看见“农民兄弟们打着毛主席的画像，一遍遍地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毛主席万岁’、‘誓死保卫钓鱼岛’”。
游行结束后，韩看到有两个年轻人打着一幅床单，上书“毛主席，我们想念你”，便上前与他们交流。此时，他听到一个声音说“想个屁”，回头看，是一名老者。
“正在诧异，这个老头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咒骂毛主席。”对此，韩德强暴跳如雷：“在此时此地你骂主席，你就是个汉奸！你就是日本人的内应！”两个年龄相差三四十岁的愤怒异见者在街头扭打起来。
“我就上去给了他一个耳光！他回手打落了我的眼镜，我的左眉角也被他打出血。”后来再次见到，韩“又上去扇了他一记耳光。他想还手，被周围的人拦住了”。
在第二天的声明中，韩德强说自己“一向反对打人，一向主张和平说理”，但遇到“明目张胆的汉奸言论”，“该出手时我还会出手”，“犯了法的，我认罪伏法，但绝不认错”，“ 我的言行，我自己负责。我不鼓励别人效仿”。
一周后，我们在北航办公室与他谈。他为我们沏茶，并让自己的一名本科生在座——“这是更好的带学生的方法”。
他不愿复述老者的话。“在所有污言秽语之外，他有一句话是比较清楚的，就是‘抗日，日本人就是毛泽东引进来的’。这不是站在国民党立场上说话吗？毛泽东是个抗日的民族英雄！”
自打上小学之后，这个成绩一直优秀的好学生从来没以暴力的方式对待过人，也没有被暴力对待过。“这还是第一次，当然，打的不是人，打的是汉奸。”
在这场互殴中，韩额头留下一个伤口，比伤口显著的是他的愤怒。
“耳光是面子。打耳光是冲着他思想去的。如果是仇恨，我就直接往他下部踹了。没有仇恨，其实就是对他的道理表示强烈的愤怒。”韩说。
“毛主席以及他领导的长征，在我看来就是基督教里那个带领犹太民族走出埃及的先知。没这样一个人物，中华民族在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资本主义入侵面前是没有能力抵抗的，被瓜分被统治的对象。”按这个逻辑，“你骂毛主席，你就是汉奸！”
泥瓦匠儿子的信仰
今年4月10日，本刊记者与韩德强副教授有过一次交流，那次他较详细地谈了自己的成长经历，与9月采访形成补充。
从小，韩德强就是一个有着强烈疑惑的孩子。1980年上初中，“突然发现分数变得很重要，其他不重要了”。
初二学政治课，比较枯燥乏味，就是念报纸。当时韩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身为班长的他就低头做自己的事。其他同学不服，班主任说“什么时候你成绩好也可以看小说”。韩强烈感受到社会风气的变化：怎么以成绩的“一好”代替了“三好”？
他开始疑惑——以“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纲领、以“教育、生产劳动相结合”为主要方式、以“助人为乐”为幸福源泉的小学教育与“成绩至上”的初中形成强烈对抗。
毛去世两年前，韩德强进入小学，这6年教育几乎铸就他至今的价值观基石。
他至今仍记得，小学时的自己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经过豆腐店拿到豆渣之后去班级的自留地上喂小兔子。
“特别美好”的生活还包括帮助孤寡老人、五保户等挑水、劈柴。老人们感激、夸奖，社会风气单纯，这一切都让韩觉得，“这样一种团结互助的人生，就叫‘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其实我感觉到我个人的人生阅历、智慧，大部分是来自劳动的智慧，来自帮助他人的经历，而不是来自大学教育，……就是来自中小学。”
1984年10月20日，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高中生韩德强认认真真地看完了这个决定，看到里面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就是要用人们的物质利益去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他被震动了。
“我从小接受的理念，说人民的积极性来自于革命，来自于为人民服务，来自于向焦裕禄向雷锋学习……后来说这个动力不足，还得物质刺激……我就想，要是当初林彪也是要物质刺激才能调动积极性，他早就跳槽到蒋介石那里当师长、军长去了，干嘛在山沟沟里打游击啊？……如果说物质刺激是人的本性，……那基本上可以把整个中国革命史给否定了。”
冲突催生探求。
“我就想，这个文件是党中央出的，我此前接受的教育也是党中央教育的，同一个党中央讲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话语……究竟谁错了？我就很想搞清楚这个问题。所以那时候下决心去研究社会问题。”
韩小时候的理想是学高能物理，“要为国家开发更好的能源”。后来因为要思考社会问题解决困惑，理工科学生的他选择了最接近文科的专业——管理工程。
他读书，与同学辩论。在观念激烈变革的年代，韩觉得自己“逆潮流”。大学毕业前夕，他每天骑车去天安门看一眼，关心时政，但觉得那时候风起云涌的思潮与自己的理想不一致。他一直想找对方阵营的领袖辩论，也贴过怀疑“全盘西化”的大字报，但很快就被撕掉了。
“左派和右派，只要是真诚的，相互差异小一些。差异最大的，是关心派和不关心派。很多右派是从左派变异过去的。”
困惑持续到1989年大学毕业。韩说，那时候，他在“逻辑”上想明白了。“我们可以搞有市场的计划经济，或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但是那个计划那一部分，必须是要以为人民服务作动力的。这个社会需要两个价值体系。那普通人，他可以自利的；但干部队伍，就必须是为人民服务的。”
1991年底，韩把自己的长文《中国向何处去》寄给了所有省委书记以及学校领导。不久后，邓公南巡，韩仿佛听到自己的理想摔碎在地上。
“非常失望，甚至到了绝望的地步。”
除了政治气候，他也察觉到社会风气的改变。人们不再关心政治。作为泥瓦匠的父亲也劝他：学门手艺，好好谋生。
可谁又能逃开政治呢？
韩的父母分别是木业和竹业合作社的工人，韩父拿着泥瓦匠和会计两份工资。“四清”退赔时交出800元，“结婚钱没了”。
1975年，韩父帮邻居盖房子，小腿摔断，却被别人“揪资本主义尾巴”。韩德强说，两次政治运动对父亲的打击非常大，“政治上与毛主席结仇”。但通过与他讨论，父亲“慢慢明白了，毛的方针不是针对他这种人的，只是被基层的干部利用了，打击报复。其实他的遭遇暴露出的问题，恰恰是毛要解决的”。
农村包产到户后，韩父加入包工队，月工资600元，是普通工资的10倍。韩父“非常感谢邓小平的政策”。韩德强也承认，自家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
“但我个人不认为个人得益国家必然得益。我当时就不赞成‘猫论’，觉得治理国家不能没有原则。”韩说。“我们从小就真的是从帮助孤寡老人开始（抛弃个人利益）的啊！这个经历就让我从来都不是以个人的得失来观察这个世界的。”
他怀念小时候的美好时代。而这个美好时代，“真的是毛泽东造就的。”
“看到中国灾难越来越深重又无力解决的时候，看到无数人的命运绑在资本主义战车上，对毛的感情越来越深了。‘抬头仰望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
他虔诚地认为：“政治领袖是不能超越时代的，而导师是可以超越时代的。我觉得毛是teacher。……许多人觉得历史是人民创造的，我觉得英雄才是主导性的，人民是基础性的。我更多的是从历史高度思考问题。”
“非主流中的非主流”
作为受益者，韩德强大学毕业后留校，做辅导员、系副书记、校学生处副处长，短短5年，成为北航“最年轻的副处级干部”。
“负责全校思想政治工作，我觉得是很重要的位置。后来不想干了，体会到体制内官僚主义非常严重，我陷入里边就死定了，失去自己的思想和锋芒。”他选择回到教研室，行政级别“自动取消了呗”。
“我现在什么都不是，我就一个普通教师。”名片上他的头衔是“副研究员”，北航官网上他的职称是“副教授”。“副”字罩在这个绍兴人头顶超过十年。
脱离行政体系后，他选择另一种方式进行改变世界的尝试。2003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成立了“乌有之乡”，被认为是“带有政治左翼与毛泽东思想色彩的中国政经评论网站”。
“乌有之乡”的名字是韩拟的。当时想注册“乌托邦”，工商局不同意。立刻改为现名。批准。
“‘乌有之乡’就是不现实，我承认我这个人就是不现实。但是不现实的人，我们做做梦还不行吗？就这个梦，就叫‘乌有之乡’。”
韩说，他的梦就体现在“乌有之乡”纲领性4句话上：“公平扩大内需，正义创造财富，平等激发活力，自由享受激情”。
可就在这个由他拟定纲领的网站上，“我这个声音，会被批评成小资产阶级的纲领。……要知道，‘乌托邦’是被马克思批判的，那叫‘空想社会主义’，我用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的调子，不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调子……”
“如果乌有之乡是非主流，我是非主流里的非主流。”作为网站发起人之一，他在这里没有“一官半职”。
他一方面认为，网站引起世人对社会问题的关心，“很有成果”；另一方面，他也想，“世界太大了，我能改变啥？我只能改变一些人的一些思想。”
“书生意气，也是一种生活方法。”他说。
这位1967年出生、有着博士学位的书生，现在在北航教授《企业战略》和《管理学》两门课程。据他说，“掌掴老人”事件对他的教学没有任何影响。他办公室的书架上，既有儒家，又有美国；既有《心态决定命运》，也有《英汉医学辞典》。
“给人看病的道理啊，跟给社会看病的道理很相似。中国的传统‘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它实际上是一个逻辑。”他说。
他教授管理学课程的时候，“总和学生们讲，世界上最伟大的管理者是谁？是不是毛泽东？”
“大象走路， 怎能顾得蚂蚁螳螂？” ——对话韩德强
稿源：南方人物周刊 | 作者：本刊记者 张蕾 实习记者 吴明敏 发自北京
日期：2012-10-12
我们五四时期的游行是火烧赵家楼啊。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 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
韩德强掌掴老人
人物周刊：你有没有想过，作为一个大学老师，不管你怎么愤怒，（扇耳光）这种行为是不是不太合你的身份？
韩德强：在游行队伍当中，我就是一名爱国的、反日的公民；我回到大学讲堂上，我是大学老师。那个地方我表达的是我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愤怒。回到大学讲堂上我是作为老师的榜样。是这样的吧？两回事吧？
人物周刊：但学生不光看你站在讲台上的样子，也会看你在生活中是什么样子。
韩德强：这个，其实啊，我认为作为一个中国公民，对侮辱新中国的言论，对侮辱新中国领袖的言论表达愤怒，这就是为人师表。这个我们从头说，是“要勇于和坏人坏事作斗争”，这是我接受的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对敌人要秋风扫落叶一般无情”，这是我从小接受的教育。我的检讨是说我不够无情，我此前太宽容，各种各样妖魔化毛主席的言论我都没有去这样出手制止。这实际上我有愧啊！
人物周刊：你觉得通过暴力制止（异见），是可以接受并且应该接受的方式吗？
韩德强：我没有别的选择。我特别想用语言去制止，但你忽然发现遇到立场问题的时候，它就不是用语言能解决的。……这耳光，我的意思是说，扇给人民解放军看的。对小日本就该扇他一记耳光。我们不需要宣战。……你解放军不出手，但人家就步步进逼，国际社会的游戏规则是实力，不是道理。
人物周刊：所以你个人是推崇一个国家必须有一个铁腕人物、强权者来治理？
韩德强：这个是错误概念。不叫铁腕人物。都必须要有一个领袖。领袖不一定是所谓的铁腕人物，因为他不是为自己办事，他为人民办事。
人物周刊：你以前说过，许多人说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你觉得英雄才是主导的，人民是基础性的。
韩德强：对，是的，没错。
人物周刊：但是，“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句话是毛泽东说的。
韩德强：是是是，但是只能由他来说，人民说可能就会犯错误。英雄可以喊人民万岁，我们作为人民也喊人民万岁，我们可能就会变成一盘散沙。
人物周刊：就是说，一句话在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是不一样的？
韩德强：毛主席喊“人民万岁”的时候，人民喊的是“毛主席万岁”。这才形成良好的互动。
站在毛主席的角度，整个中国的革命离开了人民就是不可思议、不可想象的。所以他喊人民万岁是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但是站在人民的角度，离开毛主席这样的领袖其实就是一盘散沙，因此喊毛主席万岁也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这个按照中国的思想就叫做阴阳互动，这就叫和谐。
人物周刊：你会对你的学生进行教化的工作吗？
韩德强：我只能做我能做的工作。
人物周刊：你能做的是？
韩德强：那我就是会去讲这些道理啊，给孩子们讲讲我们的家史国史，讲讲为人的基本道理。
人物周刊：可是你不是历史老师，也不是思修老师。
韩德强：但是我讲的这个道理啊，有一部分是给企业家讲的。企业家，要讲企业家精神不？……企业家精神其实也是一种英雄精神。我就经常讲，回到1984年的时候，全国冰箱厂，数以百计。最后做大做强的可不就是（海尔）这么一家吗？……张瑞敏就是海尔的企业英雄。对海尔来讲，对张瑞敏就不能污蔑。张瑞敏就是海尔这个集体的、无数人的榜样和动力。把张瑞敏妖魔化，就是把海尔瓦解了。
人物周刊：精神领袖对集体来说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妖魔化不对，但是神化，也不对吧？
韩德强：现在主要问题不是神化，现在主要问题是妖魔化，等到有人去神化的时候，我们另当别论。
人物周刊：神化的意思就是塑造出一个没有缺点的、不像人的神。
韩德强：不对。什么叫神化，宗教走的是神化的道路，宗教是说有一个创世主。我们不是说毛泽东是世界的创造者吧？……如果退一步说，有一句话，毛泽东是人不是神，毛泽东思想胜过神。听说过吗？
人物周刊：“思想胜过神”，那他还不是神吗？
韩德强：他只要活着他就有肉体。但他思想的光辉可以普照到……
人物周刊：你是说他的思想是神？
韩德强：思想的光辉具有这种神性。因为所谓神性其实就是思想性……我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非常有局限的，经验都是很狭窄的。但通过概念，通过逻辑，我们可以把个人和整个世界联系起来，这就是一种神性。但我说的这种神，不是GOD。站在猪的角度，它是不可思议的。
人物周刊：你觉得，在保钓游行当中，提及毛泽东有什么意义？
韩德强：我们今天需要强硬的领导人。……谁有能力去弄成一个全国军民团结如一人的局面？去使日本人震颤？感到恐惧？不敢侵犯中国边境？谁能做到？想来想去，惟有毛泽东。是不是啊？
人物周刊：对于这次游行中的砸店、烧车行为，你怎么看？
韩德强：砸店烧车这些行为，我认为被我们的媒体严重夸大了。你们作为记者，应该观察得到，游行队伍，绝大部分的游行队伍都是和平的示威游行。我观察到，这次，顶多的暴力啊，就是扔空的矿泉水瓶子，扔到日本大使馆前头。这是惟一的暴力啊。
人物周刊：那你觉得所有媒体上关于出现打砸抢事件的照片和报道全部都是假的？
韩德强：那倒不是，我只是说严重夸大。把局部放大成全局，然后加以否定，这是最基本的错误啊。
人物周刊：但这种恶性事件的出现，它是有问题的，需要反映出来。
韩德强：我认为这个事要两面看。你放眼全世界吧，是不是惟有中国的游行是最和平的？……而且和历史上比，我们这次游行也是最和平的。我们五四时期的游行是火烧赵家楼啊。怎么火烧赵家楼叫爱国行为，砸了几辆日系车就叫暴徒呢？
人物周刊：五四运动反对的那3个人，是代表公权力的，他们（行为）失当，所以人们反对。但是日系车主犯什么错了呢？
韩德强：日系车主本身没有错，是吧？但是人们发泄对日本的这个情绪，发泄到哪儿去？抵制日货有一个基本的逻辑，是说多买一辆日本车，就是多给日本人一些钱去造枪炮子弹来威胁中国。那怎么抵制日货？老实讲，今天的日货已经遍及生活的方方面面，还真的不容易抵制。烧日本车只是象征性抵制而已。……（烧车后）日系车的销量普遍下滑，日本的在华企业就会回过头去警告日本的极右翼势力……要知道这些极端行为其实在中日交往当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而且政府还不承担责任，这是民间行为。
人物周刊：那日系车和日系车主就变成了殉道者？
韩德强：【那没办法，那没办法。大象走路，它能顾得了蚂蚁螳螂？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的行动，它就是这样的呀，它不可能是一点损失都没有的呀。】（这个挨千刀的SB)
人物周刊：你自己或者家里有日货吗？
韩德强：有啊，怎么没有。我就想不起来是什么。
人物周刊：你认为自己是蚂蚁或螳螂吗？
韩德强：【作为普通公民，就是一蚂蚁，就是一螳螂。也可能被这个运动踩死，这完全可能，但是没有办法。】
人物周刊；你对这些蚂蚁和螳螂有怜悯吗？
韩德强：正是出于对无数普通公民的生命和尊严的怜悯……这还不是个怜悯问题，是热爱问题，才不允许日本人占领中国的钓鱼岛，才能允许我们这个游行当中有一些也许在某些人看来不见得是很恰当的行为。你要征得所有人的同意，大概也非常困难，因为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分化的、分裂的。不可能很一致的。
人物周刊：所以如果你被踩死了你也觉得这是……
韩德强：无怨无悔。没有办法。这是大历史，如果因为我爱国，因为我反日，因为我以后去参与和日本的作战，我死在战场上，很乐意，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人物周刊：那其实是当英雄？
韩德强：当不当英雄无所谓。无名英雄，无所谓。一个人，正道直行，不避风险，这是我一贯的人生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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