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不提倡学雷锋

恩奇

　　读小学的时候，每年三月都被要求学雷锋，于是我们就去马路上捡钱，去帮邻居老大娘挑水担粪（天哪，我那时挑得动吗？但写汇报作文的时候还得这么说，在这里深自忏悔，我也不总是那么真实，至少那个时候撒过谎）。三十年过去了，这种共产主义革命年代制造圣人的荒唐闹剧本该早就结束了，但在基础教育中教育者还在提倡，社会舆论还在宣传，这就显示了如果不进行政治体制转型，陈旧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做法是多么顽固而可笑地延续着，并以其虚假表演性损害着道德的前提：真诚；以其半强制性戕害着圣德的前提：自由自愿；以其僵化的话语模式毒害着思想——没有自由、真实而独立的个人化话语，就没有思想。要在社会政治道德语境中将政治意识形态伪造出来的圣人雷锋赶走，要在教育中将毒化和伤害道德教育的幽灵雷锋驱逐，我们就要分析和追问：独裁者当初为什么要提倡学习雷锋？
　　就我个人的分析，主要应该有三个理由。
　　一，共产主义制度下社会发展尤其经济发展的动力缺失。共产主义制度是建立在对私有制和人谋取私利动机之否定基础上的，换句话说，共产主义理论否定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经纪人”假设而以“圣人假设”作为制度构建的人性预设。然而，在短暂的共产主义乌托邦热情和民族国家发展热情过后，人民努力工作的热情必将下降，因为人们努力工作，首先是为自己，无论是为了自己的物质利益还是自我实现，都是如此。“圣人假设”违背了基本人性，就导致了共产主义制度发展动力缺失的危机。这个时候把“圣人”性建构为人在此岸的本然人性，把作为最高理想的范导型伦理下降扩大为基本的规范性伦理，提倡“六亿神州尽舜尧”，并且通过政治宣传造成一种伦理道德氛围，凡是自私就是不道德，就是可耻的，于是胁迫全民必须作圣人。然而，任何违背了人性本然的制度和道德建构都将被证伪。共产主义制度下的经济并没有因为学雷锋的提倡而改观，倒是很快濒临崩溃的边缘，而一旦向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转轨，经济就立刻飞速发展，人们就释放出空间的经济活动的热情。最近三十年道德不断滑坡也证明，如果没有政治制度改革以及由之而来的权利保障和自由正义，没有信仰基础，靠制造伪圣人，靠宣传统治者自己都不相信的榜样，对道德提升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对人性的恰当认识是构建合理的政治经济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基础，人为拔高人性，不过把中华民族变成了世界上最虚伪装逼的民族而已。
　　其次，以“圣人”作为人的实存状态的要求来打压人们建立在自私基础上的权利诉求。权利总是每个人的私人利益，包括政治权利，经济权利和人格权利等。然而，如果统治者制造了一种圣人道德规范并且通过所掌控的媒体和教育向整个社会渗透，让大家接受了这种道德规范——尽管人们平时也不这么做，但却说着圣人道德话语并且在观念上也认可这个标准——那么人们的个人权利诉求就将遭遇巨大压力，因为任何权利诉求都可能被指责为自私从而在道德上显得不正当，并因此失去其政治上的合法性。集体主义必然是通向奴役之路乃因此也；政治维度只谈道德和责任，不谈权利，乃因此也。谁在政治维度不谈权利却大力鼓吹崇高甚至强迫别人崇高，必是抢劫和掠夺。故轴心时代大哲庄生曰：“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三，既反中国儒家传统又倡无神论反对有神论宗教信仰的共产主义制度下出现了道德榜样的真空。一个社会当然需要道德来维系，而圣人榜样的感召力无疑是道德教化的关键力量，然而革命反传统的，要重造全新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把之前的历史阶段和文化全部视为黑暗腐朽反动而全盘否定之，从而为自己的革命奠定理论基础。这样，道德教化就出现了圣人榜样的真空，于是必须制造圣人。董承瑞黄继光是战争年代的产物，和平年代不管用，那么就必须塑造和平年代日常生产和生活中的圣人以为榜样。然而，圣人从来不是塑造出来的，而是靠自己的人格力量靠自己道成肉身的境界为人们发自内心尊崇的，就整个人类文明而言，轴心时代圣人的伟大是后来者无法企及的，因为开端离道最近，甚至他们就是道本身。严格意义上说，人类有史以来完全无罪的圣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基督，这还是由他的神人同性的神子身份来保证的。要把一个普通平凡的，如你我一般充满私心和罪性的人塑造成圣人，那就必然是制造出伪圣人。善以真为前提，靠制造伪圣人是达不到道德灵魂榜样的效果的，反而因为它的虚假极大地败坏了道德。于是很多人也以为只要高谈道德，只要把自己伪装得很好，就可以获得圣人般的自我满足感了，但结果无非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而已，灵魂里面早已烂透了，私下里的行为早已没有底线了。
　　分析清楚为什么要学雷锋，下面就可以论证为什么不能学雷锋了。
　　就经济社会发展动力而言，近三十年建立在对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的承认基础上的私有制市场经济发展的成就已经证明了自私才是经济发展的最大动力，社会经济发展动力学维度提倡学雷锋的理由已经不存在。
　　就道德教化的榜样而言，即使你现在仍然暗地里打压宗教信仰自由，那以自己的祖宗孔子等先圣的人格为榜样，以他们的教导为明德的基础总可以吧，总比提倡学习一个制造出来的伪圣人更有效果得多吧。因此，圣人榜样真空填补意义上的理由也不成立了。
　　唯有打压公民以私人利益的争取和保护为基础的权利诉求时，普遍化的圣人伦理建构在当下才仍是最关键的隐形政治策略，可惜这一点少有人能洞透。政治的价值取向乃是追求以个人权利保护为目的的基本正义，而不是追求至善。换句话说，政治和道德维度不能混淆，“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这个社会的问题才能廓清，基督两千年前就道破了这一关键。不明白这一点，乃是儒家思想之致命伤，亦是百年来中国问题重重却始终无法解决的核心思想根源。
　　如果不学雷锋，那么人们的道德如何提高呢？
　　其实，道德跟政治虽不是一回事，却又关系密切。这个话的意思是说，政治不能去管道德的事情，但政治的好坏却极大地影响着道德。可以下一个断言，腐败专制政治下的国家，其国民的道德状况必然不佳。为什么呢？除了少数抢劫集团成员和脑残外，腐败专制政治下的大多数国民必然产生强烈的被压迫掠夺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导致他们产生这样的想法：我全力追求自己的利益都已经活得这么惨，再去无私奉献岂非就活不下去了？提倡崇高的人都在拼命掠夺，我再崇高岂非配合他们掠夺？我的死活无人关心，我的权利无人尊重，自保之不暇，我为何要关心他人，我还有何能力关心他人？于是专制腐败的政治必然制造冷漠，并造成道德崩溃。然而，这个时候必将是道德调子唱得最高的时候，因为人们痛感需要道德，人们需要高调来证明自己是很有道德的。对他人的关爱和帮助是自己满足之后爱心和物质的外溢，自己尚感匮乏，何能惠及他人？穷光蛋又怎能拿出大把钱做慈善？尚且极需爱心关怀和正义对待的人有何能力去追求崇高？从这个角度说，要想道德改观，必须进行整治改革，以使人们基本的生存权利、自由和尊严能得到保障。人们感觉到他是得到了正义的对待的，这种公正感的满足导致他们有余力，也能发自内心地愿意去帮助他人。
　　其次，道德的前提是信仰，没有信仰，道德就失去了基础。唯有信仰为道德发展提供人们为克服分裂，追求终极意义，从而朝向自我神性本质回归，朝向家园和根基回归的根本动力；唯神人同性的基督作为绝对无罪的人才能作为人的榜样和中介，唯基督为我们的负罪才使作为堕落者的我们认识到自己的罪性和新生成为可能。因此，道德教化的关键是唤起人们对神性家园的记忆和对永生的渴望，因为道德化无非是个体自由地朝向神性本质的实现和回归。
　　第三，在教育中以公民教育取代学雷锋的圣德教育，尤其应以权利意识、规则意识、法律契约意识培养为核心，而把圣德教育还归社会，由宗教信仰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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